最近读了瞿林东教授的新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下称《史纲》），得益匪浅。这部著作，具有这样三个明显的特点：
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掘、研究和论述的内容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正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研究中一个薄弱的环节。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有些外国学者就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于是国内学术界也有人随声附和。虽然1988年白寿彝先生已经批评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们自己下功夫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确实做得很少，自然就给人们产生了某些错觉。林东先生这部著作，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正像《自序》所说：“内容方面，力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之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在这方面，现有的一些著作，给人们留下了可以发挥的广阔空间，我希望做一些拾遗补阙的事情。”这里作者很谦虚地指出了原有史学史著作这一内容大多比较缺少，“留下了可以发挥的广阔空间”，所以他在书中大做“拾遗补阙的事情”，并且做得非常出色。当然，所以能够如此，显然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的。正因如此，《史纲》才有可能将我国历史上异彩纷呈的史学理论展示在读者面前。例如在讲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特点时，归纳为“辩兴亡”、“论神灭”、“评人物”三大方面进行论述；在隋唐五代史学一章中，共列六节，竟用了两节的地位论述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而在宋辽金史学这一章，除了用一节专门论述《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外，又列《宋代史学批评的繁荣》一节，下设四目标题是：一、《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二、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三、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四、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只要看了这些标题，就会使你感到耳目一新，并使你深深感到中国的史学理论的确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目录之书的史类部分，也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恐怕很多人从来也没有想过。
该书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以前许多同类著作，大多是前重后轻，宋以前较为详细，宋以后则较为简略，似乎中国史学的发展，朝代越晚越不发达。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史纲》一书的内容则大为改观，就以辽金元三朝而言，辽金两代单设一节，下分六目，节的标题是《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而元代史学不仅专设一章，而且下分六节，篇幅之多实属罕见，充分反映了元代史学的内容丰富和多样性。再以明代史学而言，一章中也分六节，每节标题分别为：《实录和官修史书》、《私家之本朝史撰述》、《方志和稗史》、《经济史著作》、《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晚明史学的崛起》。这六节之中，三、四、五三节内容，以前大多被忽略了；尤其是四、五两节，以前著作更是很少论及。
该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人为地去划分阶段，“而是采用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这样做的好处是，或许可以使更多的读者在他所熟悉的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自序》）。笔者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王朝兴替的本身就具有其特殊性，不能不为史学发展打上其阶段性烙印。作者在每章之前所加的概括语就足以说明这点，这些概括语自然就把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非常明确地展示出来。如“宋辽金史学”这章前冠以“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深化”，“元代史学”前冠以“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代史学”前冠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清代前期史学”前冠以“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后期史学”则又冠以“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等等。当然，这些概括语又为读者指明了每个时期史学发展的重点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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